关于辛亥革命的意义,下列表述错误的是（下列关于辛亥革命意义的叙述正确的是）

辛亥革命对中国近代革命而言，是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的政治事件，它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代表了当时革命的阶段性顶点，辛亥革命也因此成为国共两党“集体记忆”最重要的一部分。美国学者Benedict Anderson把民族视为“想象的共同体”，认为民族叙述是“溯时间之流而上”的倒叙，是“以一种传统家谱的曼妙逆转”的方式进行。通过对近代中国的考察，国共两党也正是以此种方式来叙述中国近代革命，都通过追溯辛亥革命来阐发民族主义的主张，把辛亥革命视作中国近代革命的重要起点之一。毛泽东于1939年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蒋介石在1943年也说：“辛亥革命，以及今日抗战建国，皆依此路线……”自1921年以后，两党在诠释各自民族主义理论时，都会不约而同地把辛亥革命作为历史载体，将其成为宣扬政党理论的政治符号。本文以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三个阶段为考察对象，并结合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分析辛亥革命对于近代中国革命的政治意义。

一、辛亥革命与国共第一次合作

反帝反封建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的政治主张。中国民族主义是外部压力之下的应激反应，其动源是外国的侵略，指向却是向内，要消除国内旧政治势力，重新构建国家体系。孙中山在国民党改组以前，没有充分意识到外部侵略势力与内部顽固势力的关联性，表现为单纯的“排满”，导致辛亥革命以失败告终。中共自成立以后，就以阶级学说为依据，阐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主义观，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在中共的宣传与帮助下，反帝反封建成为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时的共识。这一过程就是通过中共对辛亥革命的诠释来实现的。同时，中共也以自己的阶级学说诠释辛亥革命，积极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中共认为辛亥革命属于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它的起因是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而国民党方面的错误就在于专倡“排满”而忘记帝国主义，导致辛亥革命的失败。辛亥革命的原因“实在是中国封建的经济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猛烈侵掠之结果” ，国际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是多方面进攻的，最根本的还是经济的侵略，政治与文化等侵略不过是达到经济侵略目的之手段。中共早期的领导人彭述之《辛亥革命的原因与结果》一文，认为帝国主义在商业、工业、财政、经济各方面的侵略，破坏了中国的封建制度，由此在各方面发生了病象，“辛亥革命就是这种病象汇合起来之最后的表现”，“辛亥革命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猛烈侵掠的自然结果”。辛亥革命中的民族主义问题只是一个表象，“若说汉人排斥满族，这自然有相当作用，可是民族思想也必粘附在经济和政治上才有意义，单纯的排满观念是人家不会懂得的，必得说满洲政府，怎样剥削我汉人，压迫我汉人，侮蔑我汉人，才有作用”。彭述之更为深刻地批评了把辛亥革命原因简单化的倾向，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其实满洲政府所以如此这般的剥削、压迫、蔑侮，却原是作了帝国主义的傀儡。所以我们不能专拿排满观念作辛亥革命的根本原因，只专提倡排满而忘记真正敌人国际帝国主义，这正是当时代表革命的国民党之错误”。这反映了中共对近代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任务的认识。

除此之外，中共还认为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时期没有很好地进行政治动员，革命根基不够深厚; 在国民革命过程中，国民党方面不仅要积极反对帝国主义，而且还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宣传。《向导》曾引用孙中山“在海外创造一个中华民国”的故事，来证明国民党的群众基础薄弱。辛亥革命胜利之后，“虽然一时全国到处都有了国民党，但这些虚浮无根的花……一阵风来吹遍大地，旋即萎谢了”; 国民党( 当时为同盟会) 在辛亥前并没有在全国进行有效的宣传和组织劳动群众，以致辛亥革命推翻满洲“是一个早熟的果实”，实则迟缓了民众运动的发展，此后只顾去以武力抵抗武力; 在新时期国民党“应挺身而出寻那些呼唤的声音去宣传、去组织，树起旗帜来让民众——反抗军阀与外国帝国主义的民众是工人、是学生、是农民、是商人，那集合在国民党旗帜之下，结成一个与外国帝国主义作战的联合阵线”，“要使国民 党成为一 个全国国 民的国民党”。1923年6月3日，上海举行国民大会，许多国民党人不愿以真实面目出现。署名春木的作者在《向导》上发表《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一文，批判这种在群众运动中怕把群众吓跑以至于不敢于把自己旗帜树起来的现象，指责说：“中国国民党辛亥革命以来十二年的奋斗一无所成，因为他完全和国民断绝关系，而只知道和军人政客交际。”1923年，中共发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大宣言》，正式以党的身份要求国民党“十分注意对于民众的政治宣传”。

中共在国共第一次合作前后关于辛亥革命的诠释，既是出于自己本身的民族主义理论，也是出于执行国共合作策略的需要。1922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给其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中，认可了国民党的革命性，是“保持着辛亥革命的性质并努力创建一个独立的中华民国”; 在一定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同时也认为国民党反帝问题上不够彻底，所以中共“应该完全不依赖国民党”。根据共产国际的决议，中共于1923年通过了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议。为了处理国共合作的具体事宜，又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其中规定：“在政治的宣传上，保存我们不和任何帝国主义、任何军阀妥协之真面目”、“阻止国民党集全力于军事行动，而忽视对于民众之政治宣传”。该规定既体现了中共一贯以来的政治主张，也反映了中共对国民党局限性的深刻认识。

1923年，蒋介石、张太雷、沈定一等人组成的“孙逸仙代表团”访问苏联，除了讨论军事合作问题以外，还向苏联递交了《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国民党在报告中认为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王朝的统治，实际上“并未导致国内政治和经济的任何变化”; “1911年的革命是少数学生和军人的共同事业”，广大群众只是赞同推翻清王朝，“并未参加革命”。该报告认为群众没有参加革命，恰恰说明“国民党的优秀分子从革命时起就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始终未能彻底推翻它并建立一个能够抵御外国帝国主义的列强的独立的中国”; 报告承认“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做得不够”，但认为“在现有的经济结构和政治条件下要启发他们( 笔者注，他们指群众) 的觉悟是非常困难的”。国民党认可了政治宣传、反帝反封建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通过了以反帝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宣言，指出辛亥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彻底反帝，革命党与反革命力量进行妥协，“此种妥协，实间接与帝国主义相调和，遂为革命第一次失败之根源”; 再次强调了政治宣传的重要性，“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至此，反帝反封建、加强民众宣传的政治观点正式纳入到《国民党一大宣言》中，并成为国民党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政治学说。

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谢持、邹鲁等人在北京西山召开会议，成为公然“反共”的“西山会议派”，指责中共方面企图消灭国民党的党史，称“其对于党史也，既云辛亥革命为单纯排满运动，又云民国十三年以前所流之血为兽血”，“种种拟议，均为消灭党史之明证”。针对国民党右派的出现，尤其是西山会议派中的张继、邹鲁等人都是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上发表了《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 笔名子任) 一文，从阶级划分的角度分析了国民党自辛亥以来的历史，提出国民党右派分裂的必然性。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是“无产阶级( 会党) 、半无产阶级( 侨工) 、小资产阶级( 一部分内地学生) 、中产阶级( 留学生及一部分内地学生) 这四个阶级集合体”; 当辛亥革命初成时，代表小地主的一派不同意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致同盟会解散; 当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而且“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分子混了进来”，并且这些人占据了国民党党内的支配地位; 孙中山为此从劳工阶级中扩张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中国革命目标转换到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以及工农阶级加入国民党，共产国际成为了中国革命的有力后援，“老右派、新右派依着革命的发展和国民党的进步，如笋脱壳，纷纷分裂”; 也正因为如此，“在辛亥年参加革命的人，现在只剩下少数革命意坚固的还主张革命，大多数都因为畏惧现在的革命，把革命事业放弃了，或跑向反革命队伍里同着现在的国民党作对”。毛泽东以阶级理论分析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国民党历史，既解释了辛亥革命失败的阶级原因，也有力地反击了国民党右派的进攻。

1927年“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件以后，国共两党正式走向决裂。国民党主流认为北伐是继承了辛亥革命事业，代表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王季文对辛亥革命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也作过相应的阐述，认为“辛亥革命，算是狭义的成功了，广义的成功要把列强加于中国身上的锁链去掉，就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中国民族能与世界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蒋介石把南京国民政府的“北伐”视作辛亥革命的连续，提出“自从北伐成功以后，帝国主义者与国民政府之间，到这个时期，已濒于总清算的阶段”。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的何键在1928年庆祝“北伐”胜利大会演说时认为“北伐”胜利是“将帝国主义工具消除了”，是“我们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先声”，“实现三民主义的机会到了”。当然，国民党内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现。一些推崇无政府主义者认为中国革命是要实现三民主义，“辛亥革命所负的使命不单完成了民族革命之一小部分，而且完成民权革命之一小部分”，南京政府的成立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虽然完成了中国统一，“但是就中国全部革命史言之，则此次北伐可谓毫无结果，不能与辛亥革命相提并论”。他们认为“北伐统一”并没有实现三民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利益没有任何的削弱，只是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而已。

中共认为国共合作的破裂反映国民党已背叛了辛亥革命事业，已不再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国革命的前途从此只能依靠中国共产党了。当时宁、汉各派国民党的机关与政府“都已成为革命的叛徒，民众的仇敌”; 国民党所谓的“党权胜利”就是各军阀霸占地盘、剥削与屠杀民众的局面，国民党已完全沦为军阀官僚的政党，“辛亥革命的事业岂能希望他们来继续! ”中共认为既然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就是“自绝于工农民众”，“自绝于他过去的革命历史”，“自绝于辛亥革命的事业”，“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完成辛亥革命所开始的革命”。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无论是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武汉的政治分会或广东的政治分会，都在屠杀工农群众，已蜕变为封建豪绅的代表与帝国主义的帮凶，不可能再进行反帝反封建了，“所谓北伐，不过是军阀战争”，其结果“必是要重演一部辛亥革命的失败史”。

二、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

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主义最为高涨的时期，国共两党都从辛亥革命中汲取理论养分，宣扬各自的抗战理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日间的民族矛盾更为激烈。国内各派政治力量逐渐团结在“抗战”的旗帜之下，在诠释辛亥革命的时候，中共针对国民党抗战立场动摇、反共摩擦等情况，强调抗战到底、加强统一战线; 国民党方面侧重于宣扬“抗战建国”，突出自己对辛亥精神的继承，以唤起民众对国民党过去历史的记忆。作为当时的一个插曲，汪伪政权也对辛亥革命进行不遗余力的宣传。

1931年12月，国民党召开第四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各派系实现了表面上的“统一”，并在会上提出：“一致对外，为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之呼声。”此后又提出民族主义与抗战的关系是“以民族主义充实抗战之力量，以抗战获得胜利而民族主义之目的完全贯澈”。这一时期，国民党对辛亥革命的诠释，主要是以继承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为号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例如王宠惠认为辛亥革命的失败与日本侵略政策造成的破坏有很大的关系，在国民党方面视为辛亥革命继续的“北伐革命”也充分显示了日本对中国的仇视，“辛亥建国之未竟成功，自由日寇肆其侵略政策，破坏我国建国运动，而亦中国未能善固其力，镇压日寇之暴力也。北伐之成功，系辛亥革命之继续，而暴日对中国建国运动之仇视，亦愈形露骨”。此后日本也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不仅威胁了国民党所谓的建国运动，也威胁到了中国人民的生存，王宠惠视抗战为辛亥革命事业的延续，认为“日寇不驱，中国之领土主权不保，国际和平正义不保，即辛亥先烈之志事功败垂成矣”，纪念辛亥革命就应“完成辛亥革命之目标，发扬辛亥革命之精神”，因此“吾人必驱逐日寇收复失地，实现三民主义，完成建国之大业，重奠世界之和平，始可谓完成先烈( 笔者注：指辛亥先烈) 之志事”。王宠惠还较早地提出了“辛亥精神”的说法。他在《国防周报》上发表的《辛亥革命及其精神》中说：“先烈之能创立民国者，在其有一种伟大精神，此种精神可曰辛亥精神”，对辛亥精神的内在含义，认为“即国父所谓大知大仁大勇之精神; 所谓‘□缄无闻，百拆[折]不回，愈挫愈奋，再接再厉’之精神;亦即我先民‘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之精神。”他认为辛亥时期正是当时仁人志士以辛亥精神创立了民国，在抗战时期就应以辛亥精神“再建民国”，抗战的经历就证明发扬辛亥精神的重要性，“四年来愈战愈强者，辛亥精神也; 此次敌人大举进攻长沙，我将士竟击败顽敌，造成此光荣胜利者，亦辛亥精神也”。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族的专制统治，但也只是完成了部分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的对内平等，还不是民族主义的全部涵义，我们还要打倒压迫我整个民族( 包括汉满蒙回藏的中华民族) 的帝国主义”，因此“这次中国的对日抗战，就是要完成民族主义的第二阶段”，黄旭初分析辛亥革命与抗战的关系时指出：“辛亥革命是抗战建国的前提，而抗战建 国就是辛 亥革命之 继续和完成”。梁寒操在抗战时期把辛亥革命、北伐、抗战均视为国民革命的一部分，其目标都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他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满清的统治，在二十九年以后的现在，我们仍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凌，所以辛亥革命只成功了一半，其余的一半，便需要我们从艰苦奋斗中去努力完成。”他认为国民党要完成中国革命应从辛亥革命中汲取教训，主张“中国的革命必须以三民主义为领导”，“革命决不能中途妥协”。针对日本的侵略，提出要“发挥辛亥革命的传统精神，完成辛亥革命未完的事业，争取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远大前途”。由此可见，辛亥革命在抗战时期对国民党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成为用来激励国人抗战到底的精神来源。

抗战时期，汪伪政权举办的杂志《三民月刊》亦大力鼓吹辛亥革命。与重庆国民政府方面强调中日民族冲突不同，该刊物侧重于宣传日本对中国辛亥革命的贡献，并借机宣传所谓的“中日合作”。1942年是汪伪政权所谓“国府还都”的第二年，也是其在南京举行的第一个双十节的“国庆”，当年《三民月刊》专门发表了一期有关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在回顾辛亥革命的历程时，突出了日人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峙行昌、宫崎寅藏等人对惠州起义的贡献，尤其强调日本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对中国革命的影响，认为“日本战胜帝俄后，引起东亚民族的兴奋，次第发生了独立运动，更为中国革命打一针吗啡针”，孙中山也因此在东京创立同盟会。同时，也有人声称武昌首义是受到日本方面的策励与援助才发生的。该期的“编辑后言”更直白地表露其用意：“辛亥历次革命之役，多得力友邦日本志士的援助，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关键，同时也是东亚民族史上的重要关键。”汪伪政权这种对日本人和辛亥革命关系的宣传上，明显存在片面、夸大，其用意在于为其卖国行径粉饰。署名金山的作者总结辛亥革命失败原因在于三民主义没有向下层民众宣传、国民党只有上层组织而没有下层组织、拥护孙中山的各个派别在辛亥后不能团结，但其结论却是：“本党是拯救中国之唯一的党，三民主义是建设新中国之唯一主义，我们最高领袖汪主席是救党救国之唯一领袖”，宣称要建设新中国“必须获得友邦日本之谅解与援助，正如辛亥革命策源日本一样，表现着中日合作的精神”。更有无耻者声称“必须本党同志恢复辛亥以前之革命精神”，发扬“不爱钱不怕死”的牺牲精神“方可以帮助友邦，完成大东亚战争”。这无疑是汪伪政权利用辛亥革命为自己的卖国行为寻找借口。

中共曾一度认为国民党各派系以“全国民众一致抗日救国”名义联合，其目的“不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而是对付革命”，随时可以“拿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名义”将民众的反帝情绪转移到中共方面。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此后顺利地解决了西安事变，组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面抗日战争的进行。胡绳在当时就把抗日战争视为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他强调了其中全民参与抗战的重要性，把“全民抗战”视为“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中最光荣的一节”，但要吸取历史的教训，避免辛亥革命“成功了，但也失败了”的老路。他提出全民抗战与辛亥革命具有相似性，都以“民族解放主义”为第一宗旨，“中华民族的争自由与独立的抗战萌芽于太平天国，初步完成于辛亥革命，现在的全面抗战是澈底地完成这一个神圣历史任务的时候了”; 抗日战争是从辛亥革命“单纯的反满清进而为澈底的反帝”，“辛亥革命中的斗士们所理想的新中国靠了今天的全民抗战将真正地实现了”。由此把辛亥革命与抗日战争作了历史传承的说明，抗战是辛亥革命事业的继续，同时也是继承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同时，德国大使陶德曼积极进行所谓的“中日调停”。日本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声明后，中共报刊根据中日断交前后的各种消息指出：“从这些消息看来，奔走‘和平’的正有人在，在中日妥 协的酝酿 始终是在 进行不绝的。”防止国民党背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成为一项重要任务，也是关系到抗战存亡的关键。由中共地下党组织发行的《译报周刊》，也一再强调反帝和组成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辛亥革命的失败在于革命派在反对清王朝的同时，没有提防帝国主义的进攻，帝国主义帮助袁世凯上台，“正是当时绥和革命进而使其瓦解的惟一巧妙方法”; 同时革命派没有意识到“革命战争的致胜必须从持久苦战中去求得”，于是在袁世凯的武力压迫下进行了妥协; 再次，革命派没有吸收更广大民众的参与，“偏重于运动兵变，依靠军事的投机”; 此外，革命派内部不团结是造成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中国面临日本大举侵略的生死存亡关头，“这一战争的艰苦，当然十倍百倍于辛亥革命”，但辛亥革命的惨痛教训，却可以为中国的民族抗战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即：“首先就要加强统一战线，一切宗派的成见，门户的观念，必须完全放弃”，一旦统一战线被分化，“必致中国于败亡，任何党派，任何阶层，不免同归于尽”; 为求统一战线的巩固与强化，“必须发动广大民众起来参加战争”; “中国抗战的胜利，必须从持久支持中去获致”，不能因为日军暂时优势而发生动摇的妥协倾向，“辛亥革命妥协的祸根，已经发展为目前的国难，目前若再妥协，那就必然是留着亡国的祸根！”。不难看出，分析辛亥革命的成败在于从中汲取教训，不能向日本侵略进行妥协投降。

抗战期间一些倾向于进步的地方刊物提出抗战必须要发动民众，坚持抗战到底。1938年《浙江潮》上发表文章论述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重要性：“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与辛亥革命时有大不相同的发展，然后遗留下来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还靠着此次抗战来完成”; 与此同时，“辛亥革命惨痛失败的经验与教训，仍重复在今日的抗战中”。作者认为辛亥革命没有动员广大民众，只是动员了少数民族资产阶级及有投机性的封建军阀，没有解决当时最严重的土地问题，没有坚决的革命意志，反抗封建压迫的同时没有反帝，因此在抗战过程中“希望政府当局积极的领导民众运动，扶助原有民众团体，以期实现全国总动员的号召”; 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八成以上，不能用“土地革命”方式解决农民问题，但要通过减租减息等方式改善农民生活，因为“农民得不到相当的解放，则抗战也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针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以华制华”政策，散布和平空气，发动妥协投降的谈判，要解决“如何警惕着辛亥革命时对封建势力妥协投降的血的教训”的问题，与形形色色的汉奸作斗争，“我们要坚持抗战到底，完成辛亥革命所未完成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建立起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

中共清醒地认识到国民党政权存在着既联共又反共、既抗战又妥协的不确定性，通过对辛亥革命教训的总结，呼吁加强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顽固派仇视中共，摩擦事件也时有发生。中共在其刊物《群众》上发表社论，强调孙中山“革命联盟”的精神，认为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时期联合了各地的会党、海外洪门会馆等组织，最终推翻了清王朝; 国民党改组后又与中共联合，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所有这些，不但表现了国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发展，也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还特别指出：“孙中山先生不像那些顽固分子，唯恐革命势力的联合，也不像那些吃摩擦饭的人一样，把国家民族利益视为无足轻重”; 孙中山把各方革命力量组织联合在一起并能互相尊重、互相策勉，“这种伟大的革命精神，正是目前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极端需要的”。

三、辛亥革命与解放战争

抗战结束后的中国面临转折点，国共两党都力图按照自己的政治学说改造中国，冲突最终变成全面内战。国民党当局视中共为“反叛势力”，在美援的支持下积极进行内战; 中共方面反对国民党出卖国家主权的行为，提出必须继承辛亥革命未竟事业，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明确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一些社会人士把当时的形势比拟为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寄希望于国民党政府进行社会改良。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革命似乎又回到了清政府刚被推翻的局面，也是两股主要的政治力量进行角逐，都面临着战争与和平谈判的选择。针对战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积极进行内战的行为，一些社会人士对辛亥革命时期清政府倒台的教训进行总结，希望国民党政府能以史为鉴，积极实行民主。振甫在《开明少年》上总结了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首先，孙中山在温和手段救中国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不得已采用革命的激烈方式，由于他的主张多数人拥护，所以终于完成了辛亥革命，因此“一个国家要避免流血的革命，只有真正实行民主，听取大多数人民的意见，让人民来作主，才能够在和平中求发展”; 其次，辛亥革命以前，满清政府为缓和国内人民要求改革政治的呼声，挽回人心，宣布实行宪政，由于“满清政府既不肯放弃特权”，“各省的选举议员和政府的组织资政既代表不了民意，一切都是白费，仍旧缓和不了国内的革命情况”，导致辛亥革命的爆发; 第三，孙中山倡导革命时，原来是不希望亲自看到革命的成功，革命发展速度超出了他的意料之外，满清政府所依靠用来保护自己特权的力量都投向了革命的阵营，“完成辛亥革命的，还是由于满清政府本身的崩溃”，因此“一个特权阶级，要是失完人心，虽拥有优势的武力也是靠不住的”。振甫从清政府的角度寻找辛亥革命成功的原因，无疑是在警告国民党政府应放弃一党专权，对人民实行民主，否则会如满清政府一样被人民推翻。

针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实行一党独裁，拒绝民主人士参与管理政府，国民党内一些人士表达了不满。邵力子明确指责蒋介石说：“目前中国正有不少人从事反民主之工作，然反民主者不敢明言自己为反民主，仍自命为中山先生忠实信徒”; 宋庆龄也发表讲话，认为“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制度与土地改革的道路，也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的道路”。一些进步的社会人士，也直指国民党当局的行为已使其“三民主义”变成了“无民主义”，当权的国民党已成为“三民主义之叛徒，孙中山的不肖子孙”。

自由派知识分子殷福光对俄国十月革命与辛亥革命进行了比较，认为二者都是由温和的改良运动走到了暴力革命，两国统治集团都先是实行恐怖政策，结果事与愿违，革命势力反而愈长愈大，于是统治者就提出立宪或改良等政策，希望缓和局面，仍不免最后倾覆的命运。“一个国家，如果她底政治不良，因而使大多数人失去自由，经济生活又陷入困境，这时，便发生改革的呼声……如果当权者横施阻抑，那末这种改革不仅不因此阻抑而停止，反而激变而为革命运动。”不过，殷福光也反对倡言革命，认为代价极大的革命并不一定能带来人类政治、经济、社会的改变，“自辛亥革命以还，三十余年来，祸变相等，内外交攻，社会动乱，民主日困，国家的统一，随大清帝国之崩溃而瓦解，今日国家底存在更遭严重的威胁”，这些后果都是激烈革命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个责任不应由革命者负任，而应由顽固、保守、自私自利的统治者负担的”。在这里，他除了为革命者正名以外，还是寄希望于当权者能汲取教训，避免历史的重演。

鉴于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对峙情况，当时就有人提出：“回想这辛亥革命成功以后的情形，我们就不能不想这次抗战胜利后的情形”，自从日本投降以后，“我们所看到是国家纷乱，战争的胜利投来的不是和平，而仍是战争”，“检讨其原因，和辛亥革命的失败一样，民众又认不清革命的对象了”; 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们的民众有的认为日本既倒，中国就强了，正如辛亥革命以后，一些人认为满清一倒，中国的革命就成功了一样”，但是革命的对象已倒，并不是意味着革命已经获得成功，“辛亥革命满清被推翻后，国内仍存反革命的袁世凯及其他军阀封建势力，全民抗战胜利后的今日，日本帝国的侵略被消灭，但是国内也仍然存在反革命的势力”。作者却把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中共视为“反革命力量”：“今天的反革命势力也是扩充武力，也是封建割据，他能要胁政府，要掌握国家大权，间接地也要胁人民，要受他们的统治”，“我们已经看明了这新的革命对象，在认识了这新的对象以后，就不应再 坐视，眼看着反 革命势力 增长起来! ”这种观点无疑与国民党反对中共的立场是一致的，为其发动反民主的国内战争张本。

抗战胜利后，中共正式提出中国共产党是同盟会的继承者，是辛亥精神的继承者，要完成辛亥革命未竟的事业。徐特立在1946年《新华文摘》上刊发的《辛亥革命的教训》最具代表性。他认为，辛亥革命以前，作为民主共和派的同盟会不仅要推翻满清政府，而且还与君主立宪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随着同盟会不间断的革命，振奋了全国革命的情绪，动摇了满清政府的统治，同时也削弱了立宪派的影响，“同盟会成为中国革命的惟一旗帜”; 但到推翻清政府以后，同盟会就立刻分裂，“革命的旗帜即民主共和的旗帜，名实不分，成为了革命和反革命共同的旗帜”; 自从同盟会瓦解以后，“只剩下中华革命党一个革命的小政派，从此就有了同盟会的继承人，中国共产党”; 在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导致蒋介石夺取了领导权，“自清党后国民党名存实亡”，其中的左派大部分被屠杀或转入共产党，“真正至今日还算得同盟会的继承人已不是今日的国民党中的元老”; 他宣称：“真正继承辛亥革命精神的只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的解放历史任务，过去辛亥革命未完成的任务，是落在我们的肩上。”由此，中共正式从革命理论上明确了共产党与辛亥精神、辛亥事业的关联。

1946年6月14日，美国国务院向国会提出“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要求积极帮助蒋介石准备进行内战。《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的纪念“七一”社论，强调中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中国人民的政党，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在中国人民面前喊出反帝反封建，确定了中国人民翻身的道路”，在大革命时期很快打败了当时帝国主义走狗与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由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内反动派，串通了帝国主义，结合了封建势力”向中国人民发动突袭，中共保存了大革命传统，与国民党反动派血战了十年; “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先后断送了东北、华北，中国共产党根据人民的意志，发动了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中国形成二种局面：“一方面是出于中国人民自力更生战胜日寇的解放区，另方面是依靠外国力量支持独裁的国民党统治区”，中国的法西斯正在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保护国和殖民地”、“美国的菲律宾和拉丁美洲”，企图用外国武器与金元“消灭中国民主力量”。在此情况下，中共要“团结全体人民继续巩固与扩大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和平民主统一战线”，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领导和工作，便没有现在和将来的中国”。二战结束后，东、西方对抗阵营开始粗具雏形。对于美国企图扶持国民党政府的行为，苏联在宣传中指责国民党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孙中山民族主义主张中国独立自主，“而国民党反动派却用中国的主权去换取美国的武器来进行内战”; 在民权主义方面不允许民主人士参与管理国家，民生主义方面“事实证明国民党没有能力克服经济危机”。同时，中共维护人民的主权及坚决号召停止内战，得到了国际人士的欢迎与国内人民的欢迎，是三民主义的“开路先锋”。

1947年10月10日，就在辛亥革命三十六周年之际，中共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声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目的在于“为了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的解放”，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是“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在1927年“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 日本投降之后“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进攻”，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老同盟会会员吴玉章以中共中央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提出：中共是“真正实行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承继并发扬了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后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发动全国内战; 签订卖国的《中美商约》，大肆举借美国债务，“把辛亥革命所创造的中华民国践踏和出卖，比满清的罪恶行为还要超过千万倍”; 蒋介石“完全背叛了中山先生，侮辱了三民主义，玷污了革命”。吴玉章呼吁同盟会的老同志与中山先生的真正信徒团结起来，“继承辛亥革命的光荣传统，打倒卖国殃民的蒋介石，驱逐美国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出中国！”

战后国共两党对峙局面日益突出，一些社会民主人士开始为“中间路线”奔走呼号，主张实现英美式的民主政治。沈友谷在《群众》上发表了《辛亥革命中的革命武力问题》一文指出，孙中山清楚地看到“如果不用武力打翻这个恶政府( 笔者注，指清政府) 的统治，就不要想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的理想”，由于清政府的政治腐败，革命党人的军事冒险也能取得一些成功，但当袁世凯挟北洋势力威胁革命时，“革命派才发现，他们虽然打垮了满清，但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压倒袁世凯”，最终只能选择妥协。沈友谷最后指出：“辛亥革命时的革命派只知道用武力推翻反动政权而不知道革命的武力必须真正与人民大众相结合，这种错误在一个历史时期中究竟还是可以原谅的。到了现在，在人民的武力已经如此雄伟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如果有人还是不懂得人民的武力的必要，不承认武力对中国革命的必要，那么就甚至比辛亥革命中的革命派更落后，那就会堕落到和君主立宪派一样，成为历史中的可耻的丑角了。”在此前，中共就通过刊发徐特立《辛亥革命的教训》的文章，告诫人们要认清形势。《新华文摘》的编者在徐特立的文章加以按语：“由于当时( 笔者注：当时指辛亥革命以后) 革命派思想混乱，阶级意识模糊，敌我不分，警觉不够，以致革命果实为反革命派所篡夺。这个历史的教训，今日犹得我们记取，并深加警惕。”这是中共方面较早以辛亥革命为教训，力求避免抗战胜利重蹈同盟会的覆辙。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持国营企业，劫收敌伪物资，绞杀一切民族工商业，剥削中国劳动人民，使人民丧失了生存的基本条件。董必武认为蒋介石实行的不是“民生主义”，而是“民死主义”，只有中共始终为中国的民主解放而奋斗，“一切均与革命的三民主义原则相符合，我们真正发挥了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他呼吁“辛亥革命的战友们”、“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们”团结起来，一致反对美帝国主义殖民化中国，反对内战，“打倒卖国贼蒋介石! ”10月15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徐特立《从今日回忆辛亥革命》的文章，其内容与其在1946年发表的文章大致相同，再次强调中共是辛亥革命精神的真正继承者。1948年11月7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了1925年3月11日的《孙中山致苏联遗书》，特地指出孙中山当时的目标：“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中共声称“现已日益接近于实现”。

中国革命的完成，并不仅仅是废除不平等条约，还需彻底打倒国内外的压迫者，正如潘少槐所认为的：“虽然中华民国代替了大清帝国，虽然军阀的统治代替了满清的统治，可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推翻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的任务”。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才基本完成了该项任务。毛泽东在1949年全国政协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一文中指出：“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自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旨。印度学者Partha Chatterjee认为：“民族主义的政治使命是反对殖民统治”，“在政治—意识形态话语领域，政治竞争，权力斗争标志着它的不同。”国共两党都认为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由于两党意识形态的差异，在近代中国革命的政治主导权、革命终极目标等问题也就有了不同的认知。国民党把国家统一、废除不平等条约视为革命成功的标志，忽略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及本国封建势力的经济根源，这就决定了他反抗帝国主义和消灭本国封建主义的不彻底性，难以完成辛亥革命以来历史所赋予中国人民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则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唯物主义的角度诠释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掌握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真谛，并成为辛亥革命事业的真正继承者，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作者简介：夏卫东，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来源：《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