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存在多少年？你觉得明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

大家好，今天来为大家分享明朝存在多少年的一些知识点，和你觉得明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的问题解析，大家要是都明白，那么可以忽略，如果不太清楚的话可以看看本篇文章，相信很大概率可以解决您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宋朝与明朝相差不到百年，为何文化区别如此之大

北宋以文治国，将“兴文教、抑武事”定为国策,学术人才层出不穷,社会普遍崇尚读书。至南宋初,文人学士南迁,也继承了北宋尊孔重儒、提倡读书、重视教育等特点，社会文化多元活跃。相比宋代，明代在文化政策上虽然也重视教育、尊崇儒学、提倡程朱理学，但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明代的文化专制空前发展，典型的如朱元璋“删孟”,禁止生员议论政事,实行八股取士、钳制异端思想等，呈现出与南宋风格迥异、极为专权霸道的文化特点。

明代与宋代基于同样的儒家理念，却呈现出不同的文化风格，与各代具体的文化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密不可分，也与明宋期间的元朝文化政策转向也有着极大的关联。下面，小学徒主要以南宋与明代的情况作对比，从文化管理机构、儒学政策、科举政策和出版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并从元朝文化政策的具体实施探究差异的形成根源。

一、南宋和明代文化政策比较分析

（一）文化理念比较

有宋一代，为防止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干戈扰攘的局面重演，自立国起一直采取“兴文教、抑武事”的策略，以“重文崇儒”为导向，儒学和文人在整个宋代都很得重视，形成了百花齐放、互争雄长的格局，以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事功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婴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等主要学派林立，维持近百年之久，后来至理宗时程朱理学才成为官方哲学，王国维曾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此后的元明清三朝几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思想，成为人们日常言行的是非标准和识理践履的主要内容。

对儒学的尊崇虽然在元代有所削弱，但在明代却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明代对中国传统的儒学采取尊崇的态度，积极利用它作为统治思想，强调“崇儒重道,尊礼先师”。洪武元年，朱元璋“以太牢祀孔子于国学,遣使诣曲阜致祭”，并规定科举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要求学者“一宗朱氏之学，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镰洛关闽之学不讲。”确立了程朱理学的官方统治地位。对明朝中后期阳明心学的出现，明代甚至不遗余力地对之进行了镇压，如禁讲学、毁书院、残杀士人等，呈现出高度的排他性。

虽然同样将儒学作为尊崇，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但不同的是统治理念的形成过程。南宋是学派林立百年之久、直到理宗时才奉程朱理学为正统。而明代，则是从立国开始，就将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通过权力持续巩固，独尊儒术、排斥他说，与宋代迥异。

（二）文化群体比较

晚唐以来，士族门阀地主受到了沉重打击，其把持政治的传统己被打破，庶族地主实力扩大。顺应此潮流，南宋继承北宋之制，对科举制度也进行改革，取消门第限制，除犯人、奴掉等外各阶层都可以参加科举入仕，因而仕人的来源大大扩大。南宋贡举开科考试共四十九榜,其登科人数有具体记载者为正奏名进士二万三千一百九十八人,特奏名进士一万九千零八十七人,合计四万二千二百八十五人。据《宋史·宰辅表》记载，宋代133名宰相中，科举出身的达到123名之多。南宋名宰相中，除韩诧胃一人外，全是进士出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例子很多，比如高宗名臣吴莆、光宗名臣陈亮。

明代的科举承宋、元之制，处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发展的鼎盛阶段。明代的科举制度，由洪武十五年年八月，朱元璋诏礼部“设科武取士”，仁至十七年年三月,礼部颁行《科举成式》，遂成为定制。明人王世贞《弃山堂别集》中统计的数据，洪武至崇祯年间内阁大臣人中，进士出身者为82人，占94%。科举选拔的人才成为国家统治的中坚力量。

虽然南宋与明朝都是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人才，士大夫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主体，士大夫阶级都得到重视重用，但在管理方式上呈现很大不同，特别是士大夫群体与皇权的关系方面，宋代是士人共治、明代是皇权独大。宋代奉行的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祖宗之法，受皇权迫害的文人少之又少，北宋儒学大师程颐就曾说过这么一句话：“帝王之道也，以择任贤俊为本，得人而后与之同治天下”。而到了明代，对士大夫则实行特务统治和高压管理，对待士大夫轻则梃杖，重则用刑，锦衣卫、东厂、西厂迫害了无数文人，明代的文人地位比起宋代一落千丈。

（三）文化作品风格比较

出版既是一项文化事业,是文化传播、传承的手段之一同时也是一项商业经营活动,追求经济利益。南宋时辖十五路地方，无一路不刻书，刻书地点可考者达处183处。其中，官刻书重经、史，对待儒家经典格外看重，私刻书则偏重子、集，宋人词集出版繁多。

而明代随着印刷技术的普遍应用及教育事业的普及，图书市场比起南宋更加繁荣，当时全国书坊遍布全国各地，“南京书坊93家，北京书坊13家，杭州24家，苏州37家，徽州10家，建宁84家。”在繁荣的图书市场背后，明代有着与其他朝代不同的艺术成就，明代的古文、诗、词一类的旧文学成就一般，而以《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为主的章回体小说，特别是我国第一部文人独创的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金瓶梅》，还有大量的以历史、神怪、公案、言情和市民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和传记文学、寓言杂文、短篇话本、拟话本等等，都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

（四）文化教育管理机构比较

在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置上，南宋承袭北宋，中央最高教育行政机构是尚书省属下的礼部，礼部下属的专门教育行政机构是国子监，“凡学皆隶国子监”。地方教育事业在宋代始创了路级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提举学事司，“掌一路州、县学政,岁巡所部以察师儒之优劣、生员之勤惰,而专举刺之事”，提举学事司受地方行政长官管辖。

明代的教育管理机构与宋代也是一脉相承，统归礼部管理，礼部之下同样设有中央教育领导与管理机构—国子监。有所不同的是，明代的地方教育行政更加下沉、相对独立。与南宋的地方教育机构提举学事司对应的，明代也在地方设置提学官，在南北两京设提学御史。同时，在各府内设教授,州设学正,县设教谕各一员,训导府学四员,州学三员,县学二员,负责学校内部日常事务。按照明朝谕令，“布政司、按察司官及巡按御史,不许侵越提督者职事。”可见，明代地方提学官有相对的独立性，统领下级各府教育机构，比起南宋松散的文化机构管理结构，有利于贯彻执行明朝统治者的意志。

小结

明代文化与南宋文化是同宗同源，同样尊崇儒家学说，同样是士大夫群体治国，同样的教育机构设置，在文化根源和性质上差别并不大，相对而言，南宋与元、元与明的文化区别更加明显。元代一朝都没有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理政的主导思想，儒士大多充当学官和儒吏，科举迟开，入仕狭窄，政治地位远不及宗教首领，政府中高级职位几乎为数十个家族所垄断，与明代、南宋相比，元代更加呈现出较大的文化区别。

而明代与南宋相比，则是同样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化风格，宋代文化更加包容开放，明代文化更加专制统一，这与元朝90多年的统治对中原传统文化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

二、元代统治对“南宋—明代”文化差异的影响分析

（一）草原文化影响了明代专权文化的酷烈程度

蒙古民族习惯于草原游牧文化，思维直观，偏向于武力形式，认为一切都是长生天的旨意。所以终元一代，以呈帝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接受汉化的进程十分缓慢，整个元代儒家思想始终没有被明确立为治国主导方针，失去了汉唐以来“独尊”的显赫地位。而儒学被统治者看作是替蒙古大汗“告天祝寿”的工具之一，仅作为一种宗教受到优待，在元代甚至有十儒九丐的说法。

元朝后期元代帝王对儒家的重视程度有所加强，但未必真正了解和尊崇孔儒，他们更看重是“尚霸术，要近利”的功利性来完成统一霸业，以推行传统教育来安抚人心。因而往往给讲授道德性命、圣贤之道的儒生以优待和荣誉，却安排到闲散的职位上，对科举也相当冷落。

元代对儒生的轻视传统影响到后期的明代政权，加上朱元璋出身底层，是通过民间武装起义的方式建立的政权，与文人士大夫群体格格不入，在明朝立国初期很多文士拒绝认同朱氏政权、拒绝出仕，即使是应明太祖的征召而辅佐新朝之士，也抱有一种不得已的心理。如明史载“初，太祖以韩林儿称宋后，遥奉之。岁首，中书省设御座行礼，基独不拜，日‘牧竖耳、奉之何为’，刘基的态度在当时儒生中是有代表性的。

所以虽然明朝重新确立了儒学的尊崇地位，也大开科举之门，但对士大夫群体的尊重程度远不如宋代，更倾向于采取一种酷烈专权的手段来进行文化统治，明代一朝对文人的迫害尤甚。

（二）奠定了程朱理学的儒家地位

虽然元代不重视儒家，但程朱理学在儒家的主导地位却是在元代巩固下来的。元代理学的北传要得益于赵复，蒙古军队攻打南宋时俘虎了赵复，儒臣姚枢和杨唯中将其请到燕京，并建立太极书院，自此理学得以在北方传播。自此到元统一全国，许多理学名家都进入朝中备列顾问，其中许衡、刘因、吴澄为元代三大学者，在开国初期参与制定礼仪官制，推行理学传播，得以使理学成为官学。

在元代重新恢复科举后，朱熹的《四书集注》被定为科场程式。元代科举规定，答题时四书和《诗经》采用朱注，《周易》采程朱之说，《尚书》用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私胡安国之说。除《礼记》、《春秋》尚用古注，其他儒家经典一律采用程朱理学为统治阶级正统思想。元代考试内容以程朱理学为主，只重道学家空洞教学，导致内容偏空泛，缺乏学术生命。而明代继承了元代考试内容的规定，到了永乐年间,还以程朱思想为标准，编成了《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诏颁天下，以此作为士子习业的经典著作、科举考试的准绳和评定天下学术是非的唯一钦定标准，进一步发展成八股取士，对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三）士人地位的降低反而促进了明清小说文化的发展

由于元朝实行四等人制，取士重视家世出身，且长期废行科举，自金亡停科到元代中叶复科，科举取士制度在蒙元政权下停废长达80年之久，元代科举自延祐到元末共举行七次，共一千二百多人，相当于文臣总数的百分之四，仅相当于唐宋时期的十分之一，且官职大多低下，难于升迁，因而元代鲜见科举出身的布衣卿相。元代科举无论是取士规模还是进士升迁，都是不及前代，儒士的社会地位也不高，汉族士人出路狭窄。

由于儒士失去了固有的社会地位，很多人不得不在传统仕途之外寻求安身立命之道，儒士沦落下层，促使知识向的一般民众普及，加之游牧民族对礼法管理较松，造就了文化精神的世俗化转向。俗文学，尤其是杂剧和小说的繁荣便与士人角色的转变有着密切的联系。士人的加入促使元曲、杂剧和小说等俗文学水平的大幅提升，所以元末明初会有《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经典小说的出现。

小结

元代九十多年的统治，对明代与南宋的文化差别的影响是显著的，草原文化对儒家的轻视延续到明代，让明代士大夫群体的尊崇地位远不如宋代，明代文化统治更加显示出残酷的一面。而士大夫地位的下降反而促进了儒家知识的下沉，不再像唐宋士大夫那样专注于道统学说、诗词歌赋等典雅文学，反而促进了杂剧小说元曲等俗文化的发展。但总的来说，明代是继承了宋代以来的儒家正统，将儒家作为统治思想，文化根源是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只是经过元朝文化的融入改造呈现了不同的风貌。

吉林延边从古至今的历史大事件，你知道多少

图们江流域除敦化外，包括延边的大部分，因此图们江流域的历史基本上也可以说就是延边地区的历史。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人类的足迹已经深嵌在延边的沃土上，而后又经过了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汉晋时期（铁器时代），唐?渤海国、辽金东夏国和元明清等历史时期。现在，就请各位跟随小编漫步于千万年前的历史世界，面对古人类遗物追溯其历史，探索延边的远古遗风。

安图人——旧石器时代

延边因地理位置靠北，冬季严寒，有人类活动的历史较晚。1963年在安图县明月镇东南石门山南坡发现了一处洞穴遗址，次年5月出土了丰富的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和一枚古人类右下前臼化石，此后以这枚牙齿化石命名为“安图人”，是属于智人类型的古人类。这是在吉林省首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也是在图们江流域发现的唯一的人类化石。我们把人类普遍使用打制石器的发展阶段称为旧石器时代，当时人类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是狩猎和采集活动。安图人所处的地质时代为晚更新世后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26000年，相当或略晚于河套人文化时期。“安图人”的发现，证实了最晚从26000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延边就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

和“安图人”共生的哺乳动物有鼠兔、狼、棕熊等十科十六属十九种，其中四个除了灭绝种外，大部分都是现代动物群的属种，而化石种类的属于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在延边博物馆你还可以亲眼看到特别巨大的猛犸象牙齿化石。这个时期，“安图人”生活环境的植物类型有云杉、冷杉等冰缘气候指示植物，这说明当时气候是相当寒冷的，按照现在云杉生长的气温推算，那时“安图人”洞穴及周围的气温比今天要低5°C。虽然气候比较寒冷，但是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安图人的生存提供了有利条件。“安图人”的发现，填补了旧石器时代历史在延边地区的空白，证明了26000年前人类就在延边大地上生息繁衍，留下了他们的足迹。

金谷遗址换新期——新石器时代

人类经过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之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距今约10000～40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骨角器，并发明了陶器。由以往的“掠夺型经济”发展成“生产型经济”，出现了原始的农业、养畜业。而延边地区发现的遗址均处在新石器时代的晚期，学术界将延边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初步定名为“兴城下层文化”，年代大约在距今5000～4000年之间。在图们江流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约有十余处，其中经过清理发掘，具有代表性的遗址为龙井市德新乡南10公里的金谷早期遗址。在金谷早期遗址中，出土了磨制石器和带有“人”字纹、“雷纹”等纹饰的陶器等350多件，经碳14测定，其年代距今为4410-4540年，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存。除此外，还出土了海贝器物，这说明居住在这里的居民和相距数百里的滨海地区有过往来。

金谷早期遗址的发现，说明远在4500年前，相当于中原夏代以前，图们江流域已从旧石器时代进入到一个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新石器时代。这一时期遗存的痕迹除了金谷早期遗址外，还有珲春的南团山遗址和和龙的兴城遗址。

青铜稀少铁更缺——青铜时代

青铜时代（约相当于中原的夏至战国时期），是人类制造和使用金属器的第一个时代。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多用于制造礼器和兵器，而生产工具则仍然以磨制石器为主。

延边地区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并不发达，仅出土了少量的青铜饰件和工具，未见青铜容器。受中原及周边地区青铜文化的影响，磨制石器开始增多，打制石器逐渐减少，骨角器比较发达。陶器种类增多，器表纹饰消失。延边地区发现的青铜时代遗存，目前被划分成了早晚有别的两个考古学文化：一是兴城上层文化，年代较早；二是柳庭洞文化，年代较晚。

兴城上层文化主要以和龙市兴城遗址出土的第三、四、五期遗存为代表，年代约相当于夏商时期。遗迹多为半地穴式房址，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仍然使用少量的打制黑曜石石器，骨角器比较发达。年代距今4000～3700年。与三期相比，兴城四期的出土文物从一些细微处有所变化，比如压制的黑曜石矛，其工艺精湛令人叹服，打制技术已到了巅峰；小骨针，制作精细如同现在的缝衣小针，难以想象当时高超的穿孔技能；陶塑人头像虽然小却是三千多年前人类的杰作，是在延边发现的历史最悠久的人像。陶器已经开始烧制并使用深腹罐、垂腹罐和敛口罐。

对死去的亲人进行埋葬是人类区别于动物活动的主要特征之一。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延边地区目前为止还未发现墓葬，青铜时代墓葬发现于延吉市小营镇河龙村新龙屯北1公里的西向山坡上。1991年对新龙墓群进行了抢救性的发掘，清理石圹封土墓8座，根据墓形制与出土文物石器、陶器、骨器等，初步判断是兴城上层文化人类的墓群。

柳庭洞文化是以1973年发掘的龙井柳庭洞遗址命名的，年代晚于兴城上层文化，约相当于两周时期。柳庭洞文化的磨制石器，制作精良。陶器表面都是没有纹饰的素面，基本器类为筒形罐、钵、碗、豆等。在器口上不见类似兴城文化陶器的齿状花边纹。到了柳庭洞晚段，陶器的上腹部出现了乳突耳、鸡冠耳或瘤状耳。

属于该文化的典型遗址和墓群，还有龙井金谷南山遗址、汪清百草沟遗址、图们新华墓群、河西北山墓群等。其中，百草沟遗址位于汪清县百草沟山谷平原的中部。1952年发现，1953年发掘。遗址分上、下两层，下层遗存为青铜时代的柳庭洞文化。百草沟遗址面积之大，内涵之丰富，保存之完好，在图们江流域的同时期遗址中实属少见，因此200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该遗址中还出土了卜骨，也就是原始的占卜器，选用了羊的肩胛骨，在肩胛骨上留有明显的占卜火灼痕。卜骨的发现意味着当时已有占卜活动及原始信仰的存在。

延边青铜时代人类经历了约一千八百年历史，即和龙兴城上层文化～图们河西北山墓的发展过程。这种以石器、陶器、骨角器为主要工具，使用传入的小青铜器的生产生活模式，就是延边青铜时代不发达的物质文化特性。

青铜时代之后是铁器时代，铁器时代在延边的遗存较少，主要有珲春一松亭遗址和窟窿山遗址。珲春一松亭遗址位于珲春市哈达门乡一松亭村，北依陡峭山岭，南临珲春河。年代为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它是东北亚最早时期的铁器文化遗存之一。而窟窿山遗址位于图们市凉水镇庆荣村东部高力岭山脉南端东侧图们江冲积盆地上。遗址的下层文化内涵和年代大致与一松亭遗址相同。1961年初确定为州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7年5月升级为省级保护单位。

这一时期，有两个民族需要介绍给大家。一个肃慎，是中国古代东北民族，是现代满族的祖先，也被称作“息慎”、“稷慎”。传说舜、禹时代，已与中原有了联系。其分布，大体在今长白山以北，西至松嫩平原，北至黑龙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周人在列举其疆土四至时称:“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可见远在春秋以前，肃慎人已臣服于中原王朝。《北史.勿吉传》：“勿吉国在高句丽北，一曰靺鞨……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肃慎氏也。”史书记载，战国以后，只见挹娄而不见肃慎，直至三国、两晋时，肃慎之名又重新出现。而南北朝时的勿吉，隋唐时的靺鞨，辽金元明时的女真，史家多认为是属于肃慎系统的中国古代民族，与肃慎有密切的洲源关系。

另一个民族就是挹娄。挹娄是中国古代的一个民族，来源于肃慎，是系继肃慎称号后使用的第二个族称，前后约有600余年。挹娄族称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时（西汉），挹娄一词，含义有两说：一是音近通古斯语“鹿”，为鹿之意；二是与满语“叶鲁”音近，为岩穴之穴的意思。挹娄用作族称，即“穴居人”的意思。挹娄称号本是他称，时间长了成为族称，然而直到公元554年(北齐天保五年)，他们向中原王朝纳贡还自称肃慎。挹娄源于肃慎，参考诸史，有明确记载，是可信的。到南北朝时期，挹娄势力衰落，而与挹娄为同一近亲群体的勿吉势力兴起，史书对勿吉记载见多，但挹娄仍然存在。挹娄有渔猎业、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历史上有名的“挹娄貂”反映出捕貂是为获取貂皮向中原王朝纳贡和与中原居民或邻近民族的交换。

团结文化显沃沮——汉晋·沃沮时期

据史书记载，公元前二、三世纪，北沃沮人成为延边地区的主要居民，分布在南至图们江、东到日本海、北达兴凯湖附近地区，他们创造的文化被命名为“团结文化”。“团结文化”是以黑龙江东宁市团结遗址下层遗存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俄罗斯滨海地区发现的这一文化，被称作“克罗乌诺夫卡文化”。

沃沮，也称为勿吉、窝集、乌稽等都是“勿吉”的音转，意为“森林部落”，是我国古代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也是满族的先祖。沃沮属濊貊系统，可分为北沃沮与南沃沮。有南北二国，南沃沮又名东沃沮。北沃沮人主要居住在我国今黑龙江省的东南和吉林省的东北地区，还包括今苏联沿海州的一部分；南沃沮(东沃沮)主要居住在今朝鲜东北地区。

在沃沮形成的早期，由于其管辖权在汉四郡和高句丽之间摇摆，沃沮一直没能形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公元前一、二世纪沃沮成为高句丽藩属。公元前194年，卫满联合古朝鲜内部反对国王的政治势力发动政变，建立卫满朝鲜，随后进行扩张，势力范围扩及延边地区，北沃沮人归属于卫满朝鲜。公元前108年，汉朝攻灭卫满朝鲜，并设郡管辖，延边地区归属于汉玄菟郡。244年，曹魏攻打高句丽时，高句丽东川王曾暂退到北沃沮。285年扶余王储在遭到北方游牧民族袭击时也曾逃到沃沮。活动在延边地区的沃沮人在漫长的年代里利用江河流域的冲积平原、河谷盆地，以经营农业为主，过着长期稳定的定居生活。沃沮人以农业经济为主，大多在沿河平原或盆地定居，社会形态依然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生产工具中大量使用的是磨制石器，并有骨器和少量铁器。北沃沮人尽管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部落联盟阶段，但是他们在与自然界的斗争中，以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创造出具有明显特征的物质文化，在延边地区留下了丰富的遗迹。

延边境内的沃沮遗存较多，居住址和墓地都有发现，其中汪清百草沟、珲春一松亭、龙井大苏、延吉民主二队、图们下嘎等地都曾进行过考古发掘。尤其延吉盆地是人烟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布尔哈通河流域的北沃沮文化遗存集中分布在这个盆地及其边缘的丘陵上，延吉市郊区尤为密集。

《三国志?东夷传》载：沃沮人“无大君王，世世邑落，各有长帅”。“人性质疆勇，便持矛步战”。说明北沃沮居民村落都有长帅，即部落首领，但是各部落之间的联盟还没有形成。在这种情况下部落之间的战争也是经常发生的。这从这一时期的矛、镞、剑、棍棒头一类战斗武器的大量出土得到印证。因此部落组织不仅是生产单位，而且也是对外战斗的单位。沃沮人房屋遗迹虽然仍为半地穴式，但已经出现了围绕穴壁而筑的火墙，它是今天东北地区广泛使用的火墙、火炕的雏形。一种被称为瓮的陶器，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缸。而沃沮人使用的陶器大小俱全，形式多样，罐形器最大的特点是多有对称的柱形钮把，既搬拿方便，又具装饰作用。此时还出现了分工明确的盆、碗、钵等多种器型。此外，还有一种底部有孔的器物是甑，可以把它置于罐或釜上，用来蒸熟食物，相当于今天的笼屉。

北沃沮文化遗址，不是孤立存在发展的。勤劳勇敢的北沃沮人创造自己具有明显特征的物质文化的同时，不断地受到了申原地区先进文化和周邻民族的文化影响，因此，北沃沮人的文化与周围地区的物质文化相比，除有明显特征以外，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出土的陶豆、陶甄、仿铜石矛、铁键等，都与中原战国，两汉时期的同类物相似，反映了北沃沮文化同中原地区的密切联系。而在汪清县百草沟镇新华闾墓群中发现的铜币汉五铢是西汉时期铸造流通的货币，这枚汉五铢显示曾经沃沮人与西汉文化有过接触。

高句丽统沃沮灭——高句丽时期

公元前37年，高句丽建国，定都纥升骨城（今辽宁省桓仁县五女山城）。高句丽建国后不断向外扩张，公元前28年灭北沃沮“以其地为城邑”，在珲春境置“栅城”。据朝鲜古代书籍《三国史记》记载，“太祖大王五十年(公元100年)秋八月，遣使安抚栅城”。从考古资料可以证实，图们市长安镇磨盘山遗址、和龙市长仁江北古墓群，均为高句丽时期遗址。南北朝时期，史书上不见北沃沮的名称，开始出现了勿吉白山部、靺鞨白山部的名称。这是因为自晋以后，长白山东（今珲春和延吉一带）逐渐被勿吉或靺鞨白山部所占据，北沃沮可能晋以后己更名为勿吉白山部或靺鞨白山部。后来，靺鞨白山部一直受到高句丽的统治。靺鞨在魏晋时，与中原联系较少。从公元475年以后，与中原联系日渐增多。其后，隋唐期间，中原王朝同高句丽多次发生战争，靺鞨族随同高句丽多次参与对隋唐的战争。公元668年，唐灭高句丽，靺鞨白山部人口大部迁入唐朝内境，延边地区人口骤然减少。靺鞨白山部居地，主要是现在的延吉、珲春为中心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境内。有精兵三千，一遇到高句丽征战，每次都作为前锋冲在战场前面，成为高句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沃沮，一名置沟娄”，《吉林通志》卷十沿革写着：“北沃沮则为今珲春全境，即今珲春、延吉一带”。高句丽的统治者对被其征服的北沃沮十分重视。根据《三国史记》记载，高句丽国王不但自己亲自巡视北沃沮，而且还派官员到北沃沮安抚北沃沮人，同时还在遇难时到北沃沮避难。

目前限于认识，高句丽统治时期北沃沮的遗迹，尚未能辨认，至于靺鞨白山部的遗迹也不多。高句丽统治时期遗迹主要有几座古城，大致分布在以萨其城为中心的珲春市境内和以城子山山城为中心的龙井市、延吉市境内。萨其城位于珲春市杨泡乡杨木林子村东南约1.5公里处高山上，依山势修筑，用石块砌筑城墙，附近平地上有杨木林子遗址，其形制和布局，与集安县高句丽丸都山城和国内城相似，出土的瓦类也与丸都山城出土的完全相同，应是一座高句丽时期的山城。位于萨其城附近的有温特赫部城、石头河子城，其中石头河子古城从石筑的城墙、出土的高句丽式的纹饰板瓦以及渤海时期的瓦片看，应是高句丽统治时期始建，渤海沿用的古城；到了渤海时期，则成渤海通往日本的“日本道”上的一座扼守交通的军事城堡。在城子山山城附近的有兴安古城、东兴村古城、仲坪古城、土城屯古城等。除此之外，还有和龙市龙渊遗址，汪清县的河北古城等。

渤海古城展辉煌——唐·渤海时期

沃沮到隋唐时期，改称靺鞨。粟末靺鞨部本是公元7世纪东北地区古代民族靺鞨族（肃慎后裔，满族祖先）最南方的一个强大部落集团，因生活于粟末水流域，因之得名“粟末靺鞨”。粟末二字至辽金时期转写为“宋瓦”，到明清时期又转写为“松花”，粟末水就是今天的松花江。粟末靺鞨实际意思就是“松花江流域的山林部落”。渤海国是以粟末靺鞨人为主干建立的政权。公元698年，契丹首领李尽忠杀营州都督反叛，靺鞨首领大祚荣领其众亡命东奔，在其“挹娄”故地建国，自称“震国王”。713年，唐朝遣使册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并加授忽汗州都督，从此专称渤海。762年，唐下诏书将渤海升格为国，第二年册拜大钦茂为渤海国王。渤海国历经“武王”大武艺、“文王”大钦茂等十多代王的统治，一直到10世纪初，契丹攻陷了渤海控制的辽东；925年末，契丹皇帝耶律阿保机率大军亲征渤海，次年春攻陷上京龙泉府及渤海全境，渤海灭亡。阿保机灭渤海以后，改渤海国为东丹国，以长子耶律倍为东丹国王，作为由渤海国到契丹直接统治的过渡阶段。982年，辽国（契丹）撤销东丹国，改为东京道。渤海灭亡后，遗民不愿接受契丹统治，一方面进行激烈抗争，建立了定安国、兴辽国、大渤海等反抗政权，但都被镇压，并且渤海故地也在战乱中遭到极大破坏，使渤海文明遭遇毁灭性的浩劫；另一方面则大批外逃或被强制迁移，渤海遗民的迁移大致有四个方面，占人口一半左右的人留居故地和迁入女真地区，金朝时期对他们的同化政策使其融入女真族之中；被辽国强迁到契丹内地和辽东地区的遗民，人数在100万以内，后来一部分融入到蒙古族，大部分融入到汉民族。投奔到高丽的遗民，人数在30万以上，朝鲜半岛的陕溪太氏就是渤海王室大氏的后裔。投奔到中原内地的遗民数量很少，很快都融入到汉民族中。

渤海国长达二百二十九年间发展过程中，不断的扩大疆域，先后统一了靺鞨七部落，全盛时期渤海国疆域东到大海（包括现在俄罗斯滨海南部的日本海），南与新罗泥河为界（今朝鲜北部龙兴江以北），西临契丹（今辽河以东的辽东地区），北至黑水靺鞨（今松花江流域），是当时东北地区幅员辽阔的封建强国。

渤海国的行政区划模仿唐朝，实行五京制，下设十五府，六十二州，一百三十余县。其中中京显德府是今天的和龙市西古城，东京龙原府是珲春市八连城。渤海国曾经历四次迁都，大祚荣开国时都城为东牟山旧国，位置在今吉林敦化市；742年迁至中京显德府，也就是和龙市古西城；755年迁至上京龙原府，也就是珲春市八连城；785年迁至东京龙原府直至灭亡。

渤海与新罗互为邻国，两国虽然同为大唐东藩，但关系紧张，而与日本的关系相当友好。据记载，渤海国从727年始，一共向日本遣使34次（3次遭遇海难覆没），日本则向渤海遣使13次，直到东丹国时期仍有遣日使臣。渤海曾开辟了穿梭于日本海的“日本道”，路线从渤海东京龙原府，就是现在的珲春市出发，到盐州（今俄罗斯克拉斯基诺）港，横渡日本海，抵达日本门户太宰府（今九州福冈）或其他沿岸港口。

延边地区是渤海国早期的政治中心，至今留存着大量渤海国时期的城址、墓群、建筑址等遗存。

曾作为都城之一的中京显德府西古城城址位于和龙市东北约24公里。城址由外城和内城组成，城墙以土夯筑。内、外城的平面均呈长方形，外城墙周长约2720米，内城周长约993米。外城南、北门和内城南门均开在城墙中央，构成全城的南北中轴线。西古城城址的宫殿建筑布置在内城的北部，主体建筑位于中轴线上，各单体建筑之间有廊衔接，并由廊庑、隔墙将宫殿建筑划分成多组院落。位于内城北部中央位置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呈南北向布置，中间设廊道相通，为“工”字殿形制，是西古城的主要宫殿建筑。另一个都城——上京龙原府也就是八连城城址位于珲春市区东约6公里。城址也由外城和内城组成，城墙土筑。外城平面接近方形，周长约2904米，内城长方形，周长约1068米。外城和内城南墙中央设置城门，构成全城的中轴线，同西古城布局基本相同。

除了和龙西古城遗址、珲春八连城遗址外还有多处京府以下级别的中小型城址及山城等遗迹，如位于敦化市西南贤儒镇城山子村一座孤立高山上的城山子山城，为渤海早期遗址，现已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敖东城，也称鄂朵哩城、鄂多里城和阿克敦城，位于敦化市东南的牡丹江北岸。1961年被列入吉林省重点保护单位。

延边还是渤海国时期墓葬的主要分布地区之一，已发现的渤海墓葬数量众多，遍布全州各地，包括敦化市六顶山古墓群、和龙市龙头山古墓群、和龙市河南屯墓葬等高等级墓葬。六顶山古墓群在1961年4月被国务院批准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和龙市头道镇龙海村西龙头山上的龙头山古墓群是渤海王室、贵族的坟茔地。第三代王大钦茂的次女——贞惠公主的墓志收藏于吉林省博物馆；贞惠公主的四妹——贞孝公主墓内出土的花岗岩质墓志保存完整，收藏于延边博物馆。墓志文是一篇典型的骈体文，有序有铭。序文记述公主一生的行状，铭文对公主表示赞颂和悼念。墓志通篇浸透着儒家思想和封建的伦理道德。在贞孝公主墓内东、西、北三壁，横排有竖立的十二人物壁画，其人物大小均等，约在1.13—1.15米，是迄今为止唯一留下的渤海壁画，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渤海人的形象。渤海国还有一个谜题，就是二十四块石遗址，它是由并排三行、每行八块石排列，石块长宽在0.5米以上，高出地表0.5米左右，行距3米左右。二十四块石，迄今共发现十二处，分布于延边州的敦化市、图们市、汪清县境内和朝鲜咸镜北道等地区。

改朝换代频迁徙——辽金元时期

辽金时期的延边地区先后属于或受制于东丹国、女真大王府、上京路、东夏国。这一时期，延边地区的城市建设、农业、手工业、商业以及文化艺术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发现了许多辽金时期的遗迹和遗物。这些丰富的文化遗产，正是各民族人民聪明才智的生动写照。在民族大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渤海、契丹、女真等各族人民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谱写了其特有的历史文化。

公元907年，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称帝，建立契丹国。947年，改国号称辽，都临潢。契丹建国后拓展领土，于公元926年攻灭渤海国，在其地设东丹国，册封皇长子耶律倍为王，管理其境，延边一带归属契丹东丹国。公元928年，东丹国迁都于东京(今辽阳)，强迫延边地区渤海人移居辽阳一带。公元982年，辽废东丹国。辽在原东丹国全境设5道，延边州属其东京道。渤海人迁徒之后，女真族多聚居在延边州及其周边地区，辽在此地设蒲卢毛朵部大王府、长白山女真大王府等，管辖其境。

辽朝对延边地区的治理，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即东丹国时期、蒲卢毛朵女真大王府时期、辽女真节度使完颜部联盟时期。其中，蒲卢毛朵女真大王府的治理时间最长，而这个时期也恰好是辽朝的鼎盛时期。蒲卢毛朵女真大王府辖境主要是现在的延边海兰江流域和朝鲜咸兴之间。

公元1115年，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起兵反辽，称帝，建立金国。公元1125年金灭辽后，在全国设6京19路，延边地区的东南部属曷懒(海兰)路，西北与西南部属会宁府，隶属于上京路(治会宁府，今黑龙江省阿城县境)管辖。有人考证认为，和龙西古城是曷懒路总管府的治所。这座城周长2080米，有瓮城、马面、角楼、护城河等设施，是延边境内保存较好最为典型的一座辽金古城。根据在和龙市西古城附近发掘的金代“知审计院事印”、“上京路万户钢字号印”，以及在延吉、和龙、珲春等市发掘的猛安、谋克的古印，都说明金朝在海兰路境内推行“军政合一”的猛安谋克制度。

座落在珲春市三家子乡古城村内的斐优城是珲春河流域保存最为完好的辽金时期古城，已命名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城的内外，除存有一些渤海时期遗物外，还可采集辽金时期的各种瓦和陶器残片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从古城内外曾出土九方铜质官印，有崇庆年号的“勾当公事威字号之印”一方；天泰年号的“副统所印”一方和“行军万户之印”三方、“勾当公事天字号之印”一方；大同年号的“副统所印”和“尚书礼部之印”各一方；无年款的“勾当公事之印”一方和两颗人纽小铜印记等。据考证，“崇庆”为金卫绍王完颜永济年号，“天泰”和“大同”是金末东夏国相继使用的年号。官印是政权的象征和凭信物，在此城内外出土如此之多铜印，充分证明斐优城是金代及金末东夏国的重镇。

公元1206年，蒙古族首领铁木真被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在此期间，I215年10月，金辽东宣抚使蒲鲜万奴叛金自立，在东京辽阳称天王，国号大真，改元天泰，定都东京（今辽阳）。蒲鲜万奴于1216年被蒙古和反金起义的契丹耶律留哥联军击败，1217年迁入女真故地后改称“东夏国”，定都开元，下设南京、率宾和开元等路，控制东至大海、北抵松花江、西与耶律留哥领地相接的大片领土，延边地区属于东夏境地。后来东夏迁到南京，也就是今天的图们市长安镇磨盘村山城。据史书记载，东夏国国王蒲鲜万奴一度住在磨盘村山城中。1233年元军攻破南京，擒杀蒲鲜万奴，东夏国灭亡，存国十九年。1961年城子山山城被列为吉林省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国务院列为第六批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271年，铁木真的孙子忽必烈改国号为元，延边地区隶属于元朝的版图。元朝在全国分设10个行省，下设路。在东北地区设辽阳行省，下设6路、1府。1928年，和龙市出土“开元路退毁昏钞印”，表明延边地区隶属于辽阳行省开元路。1986年在敦化市新房子村发现元代窑藏一处，在窖藏埋藏有40多件瓷器。瓷器种类为碗、盘、碟、盅等四种。窖藏中出土的瓷器均为元代烧制的钧窑系瓷器。

建州女真立根本——明朝时期

延边地区自金代开始，一直是稳定的东疆。这里的古代居民经过近千年的更替与融合，已经成为女真族为主活动的地域。到明代末年，建州女真在此崛起并南下逐步统一女真各部，建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

公元1368年，朱元障建立明朝，并于1388年平定整个东北地区。在东北先后设置辽东都指挥使司和奴儿干都指挥使司，下设卫、所等进行管辖。延边地区属于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的辖境。据《吉林通志》记载，明初在吉林省境内设立的羁縻卫有70多个，集中在今吉林市附近和延边一带。其中建州卫于1403年在图们江流域设置，后迁移到浑江、苏子河流域。公元1411年(明成祖永乐九年)，建州左卫回迁至图们江北岸，至方州(今梅河口市山城镇)，与建州卫合置。公元1423年(明成祖永乐二十一年)，建州左卫迁回图们江南岸的斡木河。公元1440年(明英宗正统五年)，建州左卫复迁至图们江北岸。建州卫、建州左卫以及后来分出的建州右卫，即成为后来清朝建州女真族行政机构的核心、立业根基。某种程度上，也是日后中朝乃至中日为延边地区发生领土争端时，清朝不肯放弃主权的一个原因。

到明永乐六年（1408年），今延边海兰江地区并入建州卫管辖。迄今发现的明代遗存有朝东墓葬、大洞墓群、河南墓群和朝东山城等。其中朝东墓葬在朝东山城，也被称作汉王山城，位于龙井市三合镇富裕村朝东屯西2华里处汗王山山顶上，距三合镇清泉村5华里。山城东北接高低起伏的山峦，西南山下3华里处临图们江，对岸是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游仙郡。汗王山城不仅有居住址，贮水池等一般设施，而且也备有较坚固的瓮门和易守难攻的石壁城墙，城南浫王山麓、图们江北岸台地有明末女真族遗址及古墓群。1981年被列为延边州州级重点文化保护单位。有关专家、学者认为三合（浫王山）一带是满族先世的重要发祥地，清朝先祖的重要活动区域。2012年I0月经清史学家李治亭踏查，汗王山城遗址文化是图们江流域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清帝先祖发祥地，并题词：“建州之光，满洲之源”。

据《龙井地名志》记载；清代先祖爱新觉罗有三个儿子，大儿子被赐封为汗王。汗王长大成人后，来到了“龙兴”之地的图们江北岸，富裕乡驻地东南4公里处的一座高山上，人们把这座山叫汗王山。汗王为了抵御外敌入侵，在山上修筑了一个城廓，并夜以继日地操练兵马。离汗王山相距二十里地的地方，叫宝来山，也有个山城，住着一个姓崔的武士。汗王和崔氏两人为了争夺领地，互不相让，经常发生争斗，有时用火攻打对方的山城，但不分胜负。一年春天，崔氏在碧波水井里，拿瓢舀水时，捞出个卷剑，将卷剑张开后一看，是闪闪发光的千尺剑。一天，他暗地里带着剑去刺杀汗王，到了汗王山，崔氏一见到高大威武的汗王，顿时感到了恐惧，汗王的目光炯炯，像一把带火利剑，让人不寒而栗，胆战心惊。崔氏身上的卷剑，隐约发出的铿锵响声，就像汗王怒视，吓得崔氏不但没敢下手，而且还编出谎话：“我是来向汗王奉献卷剑的”。崔氏拿出卷剑，乖乖地奉献给汗王。崔氏惊恐万分，于是借口向汗王借马，想赶紧溜走。汗王有两匹好马，一匹称万里马，一匹称千里马。汗王就让马夫把千里马借给他，而汗王的马夫错把万里马借给他。崔氏一蹬马，一步跨过图们江，二步越过高山峻岭，跑得无影无踪了。崔氏走后，汗王感到形势不妙，急忙派将追杀崔氏，以防后患。汗王到马棚去一看，万里马已被崔氏骑跑了。汗王自想，要是自己继续呆在这里，崔氏早晚会来进攻。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率领汗王山城的全部兵马，翻过兀浪哈岭，转移到中原地带。这两位冤家都不敢再来此地。从此，这一带平安无事，百姓安宁，草木繁盛。

封禁招垦变天地——清朝民国时期

公元1616年，建州女真的首领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称汗，建立后金，延边地区当时居住者为东海女真各部。经过多年战争，努尔哈赤统一东北，延边地区隶属于后金的统治之下。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延边地区隶属于清的统治。1644年清军入关后，将兴京(新宾)以东、伊通州以南、图们江以北划为封禁地区，延边地区成为清政府封禁区的“南荒围场”。封禁区内主要物产，如人参、貂、鹿、虎等，专供皇室享用。当时，清朝对东北地区采取军府制进行管辖，先后设置盛京、宁古塔、瑷珲三将军，后改为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将军以下分设副都统、协领、佐领等。1653年设置于宁古塔的宁古塔将军，先后称昂邦章京、镇守宁古塔将军。1676年移驻吉林乌拉城，1757年方改为吉林将军。1714年，延边地区设珲春协领一职，隶属于宁古塔副都统管辖。《吉林外记》载，珲春协领管辖下有15处卡伦。此后，除1738年设额穆赫索罗佐领(今敦化市额穆镇)外，因当地实行封禁政策，加之人口稀少，100多年来没有增设任何行政机构。

1677年清朝以保护其祖先发祥地，即“龙兴之地”为由，对东北实行长达200多年的封禁。这一时期的延边地区除了驻有一些旗兵外，少有人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一方面东疆危机日益严重，另一方面朝鲜流民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随着内忧外患的加剧，清朝政府从“移民实边”的需要出发，不得不废除封禁。从此，延边得以重新开发。鉴于珲春的战略地位，清政府于1870年7月设立珲春副都统衙门和延吉边务督办公署，来处理边务并对延边地区进行有效治理。1878年，经过奏请，在1880年12月，于敦化设正印教佐，并派委员前往试设县署。次年12月26日设置敦化县，治于阿克敦城(今敦化市区)，为吉林府所辖。翌年在南岗(今延吉)设县丞，隶属敦化县。

自1860年乌苏里江以东领土被沙俄强行割占以后，东部边疆不断遭到沙俄的蚕食。鉴于此，1881年4月28日，珲春副都统衔佐领改设珲春副都统，下设协领二人。统辖延边的大部分地区，并于同年设边务督办，办理阵春等处边务事宜。为了抵御日益加甚的沙俄侵略扩张，吴大瀓、伊克唐阿等爱国官员，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现今的珲春防川还可以看到两位官员同沙俄代表谈判后在中俄边界上竖立的“土”、“萨”、“啦”等界牌和刻有“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等字样的铜柱照。

清代晚期，日、俄帝国主义开始侵占东北，延边成为我国最先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区之一。1900年，沙皇俄国以剿灭义和团为借口，出兵中国东北，占据了延边地区，致使当地管理机构一度瘫痪。直到1945年8月8日，苏联红军开始对驻中国东北日军发动了全面进攻。8月19日，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延边分遣队进驻延吉，伪间岛省军政机关随之崩溃，延边地区获得解放。几经更迭，一直到1968年8月18日，经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革命委员会，1980年2月将其改为自治州人民政府，直到1993年设立和龙市建制(县级)。自此，延边自治州现辖6市2县，即延吉市、珲春市、敦化市、龙井市、和龙市、图们市、安图县和汪清县，延吉市为州政府所在地。

在这段饱含民族屈辱的历史进程里，有一段历史不得不提，那就是“间岛问题”事件。间岛，是日本为侵略中国领土强加于中国吉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地区的名称，原名假江，是图们江北岸吉林省延边地区和龙县光霁峪前的一处滩地。自清政府开禁以来，朝鲜咸镜北道老百姓不断越境开垦，清政府在此地设官管理。朝鲜边吏指假江为间岛，间岛名称于是出现。光绪31年（1904）中朝两国边吏会订的《中朝边境善后章程》明文规定“间岛”即假江之地，本属中国领土，只不过准“韩民租种”。日俄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之保护国，日本侵略者开始染指延边地区，强行将“间岛”的范围扩展到包括延吉、汪清、和龙、珲春等四县在内的广大地区，并制造“间岛问题”事件，企图实行军事侵略。

在龙井市吉胜街东端北侧，现在的龙井政府大院内还残存着间岛日本总领事馆遗址。总领事馆的占地面积为42944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503平方米，周围围墙高2米，主楼体是三层楼，地下有一层，中间南面五层楼，四壁红砖瓦，墙外层镶有米黄色的瓷砖，楼盖薄铁涂有绿色油漆。大院内还有二十多处附属建筑，整齐的排在主楼附近。

关于间岛总领事馆的旧址还流传着这样一段故事。日本人在龙井建领事馆时，曾经向满清政府只要一张牛皮大的地方，满清政府想一张牛皮能有多大？最多就盖间屋子，日本人太傻了，于是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谁知道日本人把一张牛皮剪成细条，圈成很大一块地方，划为圈中之园，清朝官员这时候才知道受骗上当，瞠目结舌，但也只好忍痛割让了。这一传说虽然查无史实，但充分说明了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的强盗面目和政府腐败无能的历史事实。

1907年8月7日，日军先遣队经朝鲜侵入间岛。8月19日，以“保护朝鲜人民生命财产”为名,派兵进驻龙井村，在龙井设“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日本帝国主义设统监府间岛临时派出所的目的，在于“把原来在国际法上不属于清韩两国任何一方的间岛”合并到朝鲜。“统监府间岛派出所”成立后，日本帝国主义派遣大批特务进驻，以龙井村为中心，进行间谍活动。

1909年日本帝国主义以陆海军为后盾，进一步胁迫清廷，于同年9月4日在北京签订了“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间岛协约”）。根据“间岛协约”第二条和第七条规定，于同年11月1日撤消了“统监府间岛派出所”，设立“间岛日本总领事馆”，11月2日开馆。

“间岛日本总领事馆”主楼在1911年5月、1922年11月先后两次发生火灾，完全毁灭。其后日本投资20余万日元，经过三年时间重建总领事馆，1926年竣工。“间岛日本总领事馆”由日本外务大臣亲自管辖，它的管辖范围包括延吉、和龙、珲春、汪清和当时属于奉天省的安图，共5个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延边的侵略，在1922年从“朝鲜总督府”调进300多名警察，并在领事馆内增设警察部。同时在总领事馆和各领事分馆里设立警察分署。1928年10月2日，又从日本调进100多名警察,充实其警察机构。1934年日本在图们增设了领事分馆及其警察署。这样，日本在延边地区共有1个总领事馆及其警察署、5个领事分馆及其警察署和21处警察分署。1931年11月，总领事馆警察部拼凑“特别调查班”，专门从事瓦解革命队伍和搜集情报的罪恶活动。日本帝国主义根据1937年11月5日，日伪缔结的《关于撤销在满洲国的治外法权和转让南满铁路附属地行政权条约》规定，于同年12月撤销“间岛日本总领事馆”、4个领事分馆和警察机构。

“间岛日本总领事馆”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延边推行侵略政策，镇压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掠夺延边地区经济资源的大本营。领事馆不仅拥有庞大的武装警察机构，而且又设置了日本人居留会东洋拓殖株式会社间岛支店、龙井金融部，光明会等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机构。领事馆的办公楼，在1940年用于“龙井开拓医学院”，1945年9月用于“东北军政大学吉林分校医学院”。从1952年到2015年初为龙井市人民政府办公地点。1983年吉林省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加强保护。

2002年在龙井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龙井“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地下室举办《间岛日本总领事馆—日帝侵华罪证》展，2009年修复总领事馆地下室原貌的同时进行生动的实物展，揭露日本总领事馆在延边38年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展览馆面积为500多平方米，展馆共分五馆。第一馆主要讲述日本间岛总领事馆制造三次“间岛共产党检举事件”；第二馆主要介绍抗日女战士崔姬淑事迹；第三馆是介绍日帝制造震惊中外的“海兰江大惨案”；第四馆是讲述“3·13运动”；第五馆是体验馆。地下展览馆用血淋淋的真实照片资料和惊心动魄的实景来向世人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2004年8月，展览馆被中共延边州委命名为“首批延边州中共党史教育基地”。2015年在纪念中国反法西斯胜利70周年之际，龙井“间岛日本总领事馆”展示馆对外开放。

延边古代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从石陶换为铜铁，从蒙昧走进文明，从散居完成一统，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艰辛步履。分布在延边大地上的古代遗存，是从远古至今的历史坐标，遗留的各类文物镌刻的是民族与时代的印痕。这次的穿越之旅到此结束，都说有对比才有突出，而今美好的现代生活就由大家自己亲身感受吧！

明朝是亡于1644年吗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明朝是亡于l644年。随着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崇祯皇帝在煤山挂枝自缢，大明王朝宣告结束。由于李自成被清军战败退出北京城，顺治在北京定都，大清王朝诞生。改朝换代也成定局。

但是，大明子民不愿被满人统治，在南京拥立宋神宗之孙福王朱由崧为帝，是为弘光帝。由于马士英与史可法互为排斥，加上弘光帝荒淫无度，将心不齐。在1645年被清军攻陷南京。南京灭亡后，明朝的遗臣，又相继奉鲁王在绍兴监国，奉唐王在福州继位，是为隆武帝。到1647年，先后被清军灭亡。至此大明王朝彻底覆灭。

请问明朝时真的有4亿人吗

这个夸大其词了，明朝绝对没有4亿人口，至多1.5亿人口，因为当时明朝的农业生产已达到了顶峰，没有新的产量高的农作物出现，人口不可能超过这个数量。

在历史上，明朝多灾荒，是有目共睹的，为了吃饭，四处流亡。这和现有的农业生产可以养活的人口有关。当人口达到了上限，开荒造成生态环境恶化，灾荒频发。更加造成了流民四起。最终李自成、张献忠等流民起义，再加上关外后金德崛起，直接造成了明朝的灭亡。

中国人口最早达到四亿的时间点，大概是在清朝乾隆末期。经过康熙、雍正、乾隆朝130年的发展，最主要原因是番薯类农作物的引进，并大规模推广种植。有了可以养活这么多人的粮食，才达到了。

文/玉之溪

明朝到底怎么样

明朝是开中国历史的倒车，是一个非常封建腐朽不堪的王朝，明朝的疆域也很小，而且十分排外，落后自闭保守。如果不是满清入关，根本奠定不了现如今中国的版图和民族融合的大好局面。

明朝在灭亡的时候，无论是大顺还是满清，都看不到有勤王的身影，这是因为明朝皇帝从来都不将大臣视为臣子，而是将他们视为奴才，对这些大臣用锦衣卫、东厂、西厂进行特务统治。朝堂内虽然很长时间实行内阁，但是大多数时候党派分裂，互相攻讦。

明朝时我国的面积只有大约400万平方公里，是历朝历代大一统王朝里面积最小的，没有之一！明朝疆域的巅峰时期是永乐帝朱棣在位的时候，不过这仅仅是基于朱棣十分喜欢征战，所以疆域才短暂地扩大了一些。朱棣殡天之后，明朝的疆域又很快地恢复了原样，在明朝后期的时候，内忧外患不断，明朝的国力也不断地衰减，所以明的疆域一度萎缩到了350万平方公里。有一说一，这点面积，在大一统王朝里是真的寒颤。

明代的文字狱远甚于清代，从皇帝到大臣的贪腐，王公贵族更像是寄生在帝国的虫子。

你觉得明朝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

一个伟大的王朝，哪怕隐没在历史深处，但泛黄的史料，依然好似惊鸿一瞥，浮光掠影之间，它足以将我们深深的俘虏：明朝。

它有着耿耿不屈的热血，面对铁骑肆虐不退缩，它有着震惊朝鲜的大捷，草原追亡逐北的酣畅淋漓，中国有必伸之理的热血强音，哪怕在君王死社稷的悲情一刻，依旧怆然激荡。

它有江南熙熙攘攘的城市，商旅纷至沓来的月港，更有中亚人惊叹为“金路”的辉煌。它更有海阔天空的包容，可以欢迎利玛窦的讲学，可以饶有兴趣的聆听自鸣钟，可以捧着仿制的天文望远镜，看清月球的山峦凹凸。

它更有着风情隽丽的世态万千，有热销的《水浒》《西游》，有火爆的传奇戏曲，有临川四梦的温婉咏叹，更有《杨家将》们的浴血坚持，有《三言二拍》的惊奇，更有太多人的执着于奔走，百家争鸣的潇洒气度。

这是一个华夏文明曾经拥有，也许有着千般不足，却同样有着万般美好的时代。以致敬的名义，通过点滴的细节，写下这时代的星星点点，不是单纯的缅怀，只为一种精神的传承。

１，朕要发福利

自从开国登基后，朱元璋干的大事极多，样样血雨腥风。但他一辈子决心最大的，公认一件事：发福利。建立人类古代史上最强大的社会福利体制。

这件事他多强？以敖英《东谷赘言》说，有三大政策：收留孤寡老人的养济院，提供公费医疗的惠民药局，提供免费墓地的漏泽园。历代没办到他这地步。养济院遍布全国府县，惠民药局不但发药还有免费治疗，漏泽园更是县级地区必须有。哪个地方官没办到，就连街上有孤寡老人流落，当地县令就要立刻被绑了暴打！

还有一件前无古人的福利，他竟也办了：洪武七年在南京建二百六十间瓦房，专供穷人居住。是为世界上最早的福利房制度。一看效果不错，立刻下诏推广全国。地方官纷纷叫苦，说给钱给饭都行，房子真心来不及盖。

朱元璋回复说：你们要理解我的心情，我可不想有一个老百姓没饭吃！

２，不杀好功臣

朱元璋一大被诟病的罪状，就是大杀功臣，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俩场血雨腥风，几乎把明初功臣一扫光。

但如果仔细看看，却也有很多位高权重，甚至在历史票友眼里，到了“功高震主”地步的功臣，却太太平平欢度晚年。最缩影朱元璋态度的，却是郭英。

郭英这位猛将，战争年代亲手俘虏消灭的敌军，总数就有十八万，一度被看做和蓝玉齐名的悍将。“蓝玉案”期间更是扶摇直上，一度掌管禁军，是和朱元璋相始终的心腹。照南京老百姓话说：郭英的风光，真和唐朝郭子仪有一拼。

他为啥这么风光？以朱元璋的话说：郭英位高权重，做人却十分勤俭，穿着出名寒酸，还从不买田置地，一次朱元璋问他为啥委屈自己，郭英诚恳回答：我一个农民当了侯爵，就已经祖宗开眼了，再讲究享受，肯定带坏子孙。

如此朴实，也令朱元璋感动，后来蓝玉案发，好些被牵涉功臣都喊冤，气的朱元璋扔下奏折就骂：他们要都和郭四（郭英）那么老实，朕能杀他们？

３，最牛地方官

大明开国一大奇迹，就是在经济破坏严重的惨状下，一边战争一边建设，短短十年迅速振兴经济，实现“洪武之治”，堪称古代史上空前绝后的经济神作。

为啥有这神作？一大原因就是，朱元璋的官员里，能力卓越的地方官云集，最别致一位，当属费震。

这位洪武年间地方官里的明星人物，哪里最穷最乱就去哪，多难治的地方，都治得欣欣向荣，一大成功诀窍，就是抓细节。就任陕西参政时，刚到就碰上土匪，官仓粮食都抢光。可他既不查也不抓，反而写了一个告示：谁借官仓的粮食，两年内还清就行。没想到刚招贴出去，土匪就组团来了：自首！

事后费震才解释，这帮人只抢粮食不抢钱，显然是饿极了的百姓。有口饭吃当然就不闹了。

更厉害的是，他还有独特创造，每次到了老少边穷，一个法宝就是“义务劳动”。只要是闹灾，大小官员都有干活任务，要帮鳏寡孤独干活。而且老百姓若没饭，就从官仓禄米里先扣，赈灾粮来了再给官员还。下面官员扣一部分，自己的禄米几乎带头扣光，老婆孩子都啃野菜，他每天也是面黄肌瘦工作。于是哪怕吃糠咽菜的灾区，只要他去了，绝对没民乱。

以他给朱元璋的奏折意思说：官民说难管都好管，他们要的最重要的就是公平。

4，好脾气皇帝

明朝中期一个出名好脾气的皇帝，当属明宪宗朱见深。

日常遇到急事，他最爱干的事情，就是叹气，比如大藤峡叛乱，满俊之乱，湖北流民叛乱，官员们动作稍慢一点，他一不催二不骂，就是一个劲叹气。他一叹气，官员就心领神会，玩命苦干吧。竟都顺利解决问题。

而且他还特大方，特别是遇到水旱灾害，一般赈灾都是通过户部，但他却嫌户部慢，直接从自己的内府库里出钱粮，抢先就把灾赈了。他在位二十三年，减免税粮一千九百万石，自掏腰包赈济钱粮四十万石。这二十三年明朝自然灾害的烈度，公认比崇祯年间还惨，却没出大乱子，首先归功他这大气。

但因为他常年不上朝，因此也常遭官员骂，这事他脾气更好，被骂的多狠，一般不发火，连话都懒得回，出名的闷葫芦。急的御史陈音上奏，说皇上我们骂您您不说话哪里行，求求您说句话吧。

但有时候他也发火，比如御史林俊骂他崇佛，就惹他怒了：可以骂我绝不可骂我佛！竟一怒把林俊下牢狱，太监怀恩劝了句，他更拿起砚台砸怀恩，差点把怀恩脸砸开花。无意中也创了个记录：他是除了朱元璋和崇祯外，又一位亲手打过人的明朝皇帝，且是唯一一个用砚台的。（朱元璋用鞭子，崇祯用椅子）。

5，奸臣办好事

明朝十五世纪后半段，最惹骂的奸臣是谁？答案是个今天不太熟的名字：刘吉。

这位明朝成化年间的内阁大学士，官居阁老却尸位素餐，除了逢迎拍马就是糊弄工作，还为了丰富明宪宗业余生活写黄色小说，因此一直招恨，弹劾他的奏折年年多，更落了一个诨名：刘棉花。意思不怕弹。

但等到明宪宗过世，明孝宗朱佑樘过世，昔日好些混日子的高官都混不下去，偏偏刘吉却官升一步，竟成了内阁首辅。

因为明孝宗知道，刘吉够奸，却是个有能力的人物。于是先含沙射影，以羞辱式罢免老首辅万安的手段，彻底折服了刘吉，竟然就从此服服帖帖：明宪宗年间的奸臣，竟变成明孝宗年间的能臣，每天紧锣密鼓的工作，包括税制改革和收复哈密之类大事，都有他的筹划。仕途最后五年，闪光成绩极多。

当然最闪光的一条，当属反贪。身为老牌奸人，刘吉驾轻就熟，提出好些督查政策，制造大批贪官落马。正是应了一句话：恶人自有恶人磨。

如果崇祯也有明孝宗这手段，明朝未必亡。

6，白银换忠诚

朱祐樘得到后世称颂的，除了他的勤政与人品外，就是他对文臣的优礼。比如他极其信任的左都御史戴珊，弘治十八年(1405年)，朱祐樘接见戴珊时，特意赠给他一锭白银。并解释说：这一点钱，多少能够表彰戴珊的廉洁。皇帝给臣子送钱，明朝并非首例，但仅为表彰道德，确为首例。戴珊晚年，多次请求退休，朱祐樘对戴珊说：我把天下大事交给你，就像对待家人一样，而今太平盛世尚未实现，怎么能说走就走呢？闻言的戴珊流泪说：我只有死在任上了。

7，怎样打胜仗

为了打胜仗，明朝中期后的武将们，各个挖空心思的拼。

比如嘉靖第一勇将马芳，他的办法就是设立督战队，全是由百步穿杨的神射骑兵组成，作战的时候游荡在战阵后，有发现主动跑的，二话不说就是一箭。

后来指挥抗倭援朝战争的辽东名将李如松之父李成梁，他的办法也是设督战队，不同的是他亲自带队拿刀砍，有溃退的被他看见，上来当头就是一刀。

然而按照明朝中后期文学家徐文长的记录，最有办法的还是抗倭名将戚继光，他的方法就是敲鼓。他的戚家军里，按照不同的要求，编订了不同的鼓点旋律，如果部队出现溃退，就命令敲进军鼓，鼓声之中，士兵必然能够重新振奋。

后来徐文长游历北方，在山西见到在此地任御史的好友梅如桢，说起戚继光的办法，梅御史好奇的问：“这办法有没有可能在我这里推广。”徐文长答，你学不来，那是人家平时苦练出来的。

8，铁血大明军

万历年间的明王朝，在许多后人看来，是混乱争斗乌烟瘴气，但在朝鲜人眼里，却只当得四个字：铁骨铮铮！

朝鲜官员柳成龙在其描述同时代抗倭援朝战争的文章里就曾说：中国士兵打仗勇敢，关键时刻敢于和敌人以死相搏，即使兵力不如敌人，也依然奋战到最后，真是天兵下凡啊。

《日本战史》在记录朝鲜战争中，五千明军遭数万日军包围的碧蹄馆之战时，也曾记录过这样一个细节。在从围困，到肉搏战，再到最终明军成功突围的整个过程里，明军的战旗始终没有倒下，即使在日本的攻击中，持旗的中国士兵不断有人牺牲，依然马上就有人接过战旗，继续持旗奋战。

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朝鲜战争战火重燃早期，数万日军攻打三千明军死守的南原城，在日军强烈攻势下，当地的朝鲜本国兵马早就逃散，然而接到死守命令的明军，不但血战到最后，城破之时，竟然还能成功突围出去。

日本人记录，在整整十天的攻城战中，中国军队死战不退，日军攀城墙时，很多重伤的中国士兵，竟然抱着日军的腿一起跳下城楼，与敌人同归于尽。伤亡惨重的日军，在占领南原城后，竟然屠城三天泄愤。而给敌人沉重打击的南原守将杨元，则在撤退回来后被明朝以战败罪斩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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